1980年代初，北京“星星美展”“四月影会”“无名画会”及第五代导演中的一些文艺青年每到星期天经常聚集到圆明园去玩。图为1981年3月初的圆明园一角。（视觉中国/图）
1990年代，张旭东留学美国，在杜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詹明信（FredricJameson）。这不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早在1985年，詹明信受邀来北京大学讲课时，两人就曾有过师生之间的交流。中文系学生张旭东向詹明信讨教翻译问题，詹明信对此留下深刻印象，由此机缘，便邀请张旭东随他去美国读博。四五年后，张旭东与詹明信重逢，跟随这位将目光投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起看中国。
中国问题、中国道理，一直是张旭东学术的题中之义。学者王德威在一次会谈中，将张旭东的中国研究看作是感时忧国的精神（obsessionwithChina），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夏志清。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张旭东提到，“从八十年代走出来的中国人要与多年成熟学术体系培养出来的西方人同台竞争……一些学有余力、心里还一直放着中国的问题的人，他们带着这样的问题去学习，不断丰富自己，将更复杂的学术思想环境不断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回归到自己的思路……这种处理学术思想体系内部的冲突、脉络、关系和矛盾的经验和能力，当然要比简单地传输一些关于西方学术的信息重要、关键。”
1980年代末，张旭东还在新华社工作时，就着手翻译德国哲学家本雅明的著作《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此后他的学术研究也大多落脚在总体性方法之上，这在文本研究、社会学方法盛行的当下尤为难得。他对南方周末表示：“总体性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整体，而是对各种各样关系的探索和追究，是一种方法或态度。要对文化做总体研究，就必然要注重它和经济基础、宗教、社会学、心理学等的关系，要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里观察。”
现任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与东亚研究系教授的张旭东1965年生于北京，在上海长大，1982年入读北京大学。十多年间，他泡在上海和北京的各个图书馆，阅读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经典，包括一些英文原版书。“一种时代力量在推着你走，同学、老师、家长、亲戚朋友都有意无意地鼓励你学习。同学、邻居、朋友中间的读书人也比较多，无形中形成了一种激励和压力机制，有时简直像在比赛，看谁读的书更多、更难、更前沿。”张旭东回忆。
如今，他的研究主要涉及中国文化思潮断代史、鲁迅、黑格尔、文化政治。近一年间，包括《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文化政治与中国道理》等，张旭东五卷本文集陆续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出版，涵盖了他1985年到2020年的文章与学术演讲稿。近期，南方周末约访了张旭东。
“星图”的整体面貌
南方周末：四十多年来，中国经历了重要转型，发生巨大变化，在变化仍在持续的今天，思考这些变化的基点是什么？如何廓清和言说这些变化？
张旭东：要把40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把它的曲折变化放在整个时间段里，观察出一个大概的走向。就像天上的星星会有很多种类和形状，如果一颗颗地看只能看到局部，而从总构图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图像越大结构越稳定。现在可以将40年作为一个整体，对这段时间的改变提出初步认识和总结。
40年间最重要的变化是中国经济上发生的变化。这里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国完成了工业化。40年间，中国可以说彻底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改变了整个中国的经济基础，也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交通、消费和思维方式。在世界语境看，中国进入了全球市场体系。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关键的节点，从2001年加入时开始，中国经济开始快速攀升，中国经济同世界越来越一体化。全球化意味着整个世界进入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格局，中国可以说是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这是过去40年中国社会和同外部世界关系最重要的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同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相比，世界上不同国家、社会、文化在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并没有一体化，上层建筑领域里冲突越来越激烈。冷战后，世界格局存在很多改变，一方面是全球化，另一方面又各种冲突不断。所以这40年里，最主要的矛盾就是经济一体化与价值领域冲突之间的矛盾。
中国站上了新的台阶，与全世界共同面对着一些全球性问题。在40年的过程当中，中国不断在以自身方式在自身环境里处理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比如贫困问题、环境问题、气候问题、公共健康问题、治理的公正和效率问题、经济平等问题、社会平等问题等等，总的来讲是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中国是和平与发展主题下的优等生和受益者。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后发者，经济规模从较小的格局成长为达到美国体量三分之二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体量的扩大，中国在修正既有格局规则、权利关系和利益分配的同时，在客观上会和世界以及外部产生摩擦，例如跟美国、邻国等，国际上也会有怀疑的声音。
从中国自身发展来看，40年间，最紧迫的挨饿、挨打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如今摆在眼前的是挨骂问题。解决挨骂问题，也就是在理念层面上为中国的社会存在和社会制度辩护的问题。经过这40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整个社会从对标外来的标准改变自己，会逐渐调整为向内看问题。这个向内转的过程也就是，以自己的价值来论证自己的价值，以自己的经验来论证自己的经验。大国都必然会这样的。总体上来说，中国也会越来越把自己的经验、历史、理论和价值当作最重要的参照去审视自己的行为，然后做出判断和行动。
在西方学术巨人的肩膀上思考中国问题
南方周末：1980年代是这四十年的第一个十年。在你的理论视野中，八十年代应该如何描述？
张旭东：八十年代最重要的进程是国家的再次建设和社会的再次出发，最大特点是全民全国党内党外所有人都欢迎改革开放，欢迎“科学的春天”，欢迎“思想解放”和“读书无禁区”。
客观来看，八十年代并不是一个“黄金时代”，它事实上是一个在贫瘠和封闭的环境里绝处求生的时代。当时知识分子和普通公民都在谈同一个问题：中国再这么下去是不是要被开除地球球籍了？很多国家都是这么现代化，生活质量都优于自己。这就是八十年代非常困难的一面。
在文艺思想方面，八十年代第一个重要的变化要数“朦胧诗”带来的文学语言的革命。“朦胧诗人”强调语言要表达真实情感，要有内在的丰富、敏感和想象力，不能再是宣传口号或干巴巴的教条。“朦胧”作为一种传统老派诗人的嘲讽，被朦胧诗人作为其流派的名称，朦胧诗就这样成了一种新的语言伦理的代表，引发了一场文学语言和艺术审美的革命。现在回头看，它的贡献和历史意义都非常之大。八十年代阅读诗歌是全民性的，中学生、大学生、军人、工人都读诗，各种诗歌刊物的销量也很大。“朦胧诗”之后，“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也为中国文学带来全新的面貌，中国文学重新回到世界前沿，在审美、形式和批评意义上拥有了丰富性和创造性。类似于五四时代的白话革命，在再次诞生和二次革命的意义上从语言内部反转出新的经验和表达方式，是一种创造性的再确定。
与此同时，曾作为大众传媒的电影，在八十年代被部分电影学院刚刚毕业的回城知青推动。他们向往现代世界新的电影语言，认为中国电影还没有从文学“霸权”和戏剧舞台表演中独立出来，对欧洲电影、美国好莱坞电影或者中国台湾日本电影充满向往。第五代电影带来了一种新的电影创新，加强了从“朦胧诗”到“新小说”的文学革命和语言革命。
在这两个基础上，再加上“文化热”里提出的新观念、新方法，给当代中国思想讨论、人文科学、精神科学带来了强烈刺激。在八十年代初期，李泽厚的康德研究、美学研究和中国思想史研究事实上已经为“新时期”开辟了新的思想空间，重建起学术和学者个人才能意义上的标准和气象。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我一直很珍视，觉得它远远超出了康德研究专著的学科意义，而成为八十年代文化氛围和精神生活的一种奠基工作。正如康德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带来了理性和主体的转向，以至于通过继承和批判康德哲学而建立起自己体系的黑格尔都承认，这种主体性是所有哲学思考的起点；李泽厚的康德研究也可以被看作是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生活的主体性、理性、严肃性、想象力和个人尊严的象征性起点和参照。
但李泽厚的重要性和影响，事实上也是在“文化热”期间才广泛地传播开、被人认识到的。“文化热”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全民性运动，我觉得最能代表它内在精神面貌的是最晚出现的“当代中国文化意识阐释学派”，它是由甘阳、刘小枫等青年学者、哲学家、美学家、文艺批评家、历史学家、法学家组成的民间学术团体。“当代中国文化意识”的意思是当时的西学研究代表当代中国的学术意识的前沿和创造性，但这些“西学讨论”应该被纳入当代中国文化自我建构的谱系或“解释的历史性”中去。我觉得这种意识和说法，在眼界、抱负和文化传承的批判性自我理解上，至今仍有参考意义。
阐释学派通过阅读西方著作去创造意义和解释意义。现代中国是在解释西方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自我意识，这与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相对应，但过程中又建立了更高的期待视野、学术标准和问题框架。今天，如果我们选择性地“忘却”这个“由西返中”的思想运动，那么当前的“国学热”和种种“中国问题”讨论就有可能脱离了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而走入一种文化本土主义、地方主义的歧途。
当时在八十年代改革共识下，知识分子以现代化和思想解放为旗号编译“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推动知识更新。当代中国文化意识阐释学派在哲学和思想领域也开拓了新的局面。中国人开始站在20世纪现代西方学术巨人的肩膀上思考中国问题，开始产生对于当代中国文化非常直观的认识。当时的气象由朦胧诗、新小说、第五代电影和文化热里的当代文化历史学派这四个最主要、最精英、最学术化的话题组成，这四种力量拧成的一股绳，代表了八十年代文艺和文化思想的潮流。
随着文化的积累，当代中国经验和中国故事本身太丰富，总会突破这种条条框框，产生新的向往和需求。比如最开始，观众被第五代电影所震撼，觉得中国终于有现代电影了，时间一长，则会质疑电影没有充分诠释中国城乡改革的故事，不够关注普通人的命运，会产生不满足感。
九十年代：公共话题转向日常生活
南方周末：你一以贯之地以总体性的方式对九十年代做了总案。概括而言，你眼中的九十年代是何种样貌？
张旭东：九十年代开场是剧烈的市场化，习惯了八十年代精英主义的知识分子面临商业化环境的生存挑战，一转眼同事亲戚朋友都下海赚钱了，一些出版社不再约稿了，一些杂志也没了，全民也不太关心这些问题了。中国的读书人、知识界、文艺界受此影响，一时处于艰难尴尬的境地。
这时逐渐出现思想、价值、道德上的新的探索和自我定位，思想交锋也非常激烈。中国人一方面承认自己需要汇入所谓“世界文明主流”，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应该走自己的路。这一时期，中国在国家治理层面上处理得非常老到。一方面苏联解体，另一方面全球化如火如荼，美国在军事上如日中天。中国非常不容易，包括台湾海峡危机，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银河号在公海上被美国拦截搜查，这些事件在今天都不能想象，但是在当时都没有撼动改革开放的大局。
在这种大环境下，很多文化思想和文艺产品也由此产生了。九十年代，公共话题由精英的纯文学纯艺术转向了日常生活。文艺作品中能感觉到中国的生活世界，也就是文学上的新写实。新写实从女性文学到平民文学，写普通人吃喝拉撒生老病死的故事，也开始出现《渴望》《编辑部的故事》等呈现小人物的电视剧。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这些第五代电影导演开始杀向世界电影的商业舞台。第五代电影在发展，而且比八十年代在技术上更成熟，影像上更漂亮，它们变成了国际电影节电影。很有意思的现象是，1993-1994年中国电影竟然拿遍全世界所有主要电影节的大奖，包括欧洲三大电影节的最佳影片奖。学术方面，九十年代从思想回到学术，重视文本研究、材料研究、史的研究，重新进入学术积累的状态。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转向谈自己的东西。比如，个别作家坚持写作并越写越好，这与整个社会文化状态和思想场域大的起伏没有关系。莫言、余华、王安忆，他们迄今为止最好的一些作品都是九十年代出现的，比如莫言的《酒国》、余华的《活着》、王安忆的《长恨歌》。直到今天，如果要在最近40年的当代文学里选10部最好的小说，这三部都是会当选的。八十年代虽然热闹，但找不出如此杰出的文艺作品。
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在国际电影节的氛围下也非常突出，这样一部从各方面看都完美的电影作品也出现在九十年代。此外，第六代导演以贾樟柯为代表开始转向城市电影，准确说是小城和县城，主角是普通人，演员也是业余演员，背景都很难看，这是与第五代电影不同的新感觉，又与日常生活领域新写实的转向都有关系。这就构成了九十年代文化思想场域的整体。
“抡开了讲自己的故事”
南方周末：在《文艺文化思想领域40年回顾》一文中，你梳理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四十余年的文化思想变迁，实际上谈的是前30年。第三个10年，你认为其主导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力是什么？
张旭东：我认为，第三个10年始于2001年“入世”。中国“入世”以后的十多年里，年经济增长率都在10%左右，所有指标都突飞猛进，比如钢产量从年产一亿吨增长到近十亿吨。“入世”是非常正确的一步，中国获得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相对训练有素的劳动者、比较好的基础教育，国家基础设施和经济框架也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这是此前几十年的积累结果。
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相当一部分人口快速进入消费社会。这10年期间很多中国城市居民买了房子买了车，一些人送子女出国留学。大学扩招后，中国每年的大学毕业生逼近千万级。统一的农业税也在这10年里被永久性地免除了，象征意义非常大；中国有了基层的福利、医保和社保。可以说，这10年为中国带来巨大的财富、技能和活动空间的积累与增长。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两大盛事给中国这10年加冕，让中国走进世界。作为奥运会开幕式导演，张艺谋个人在三个10年里的三部曲，是中国文艺发展的三个台阶的缩影。
文化艺术方面，第一个重点是电视剧的黄金10年。到今天为止街谈巷议津津乐道的电视剧大部分都在这时产生。《雍正王朝》《亮剑》《金婚》《潜伏》《闯关东》《士兵突击》等等，中国人开始抡开了讲自己的故事。电视剧其实就相当于长篇小说、历史演义，它是很主要的全民娱乐、全民观赏、全民想象和全民叙事的方式，也是一种主要的文化消费形态。
这10年的第二个特点是中国文学的某种成熟。最突出的是一系列可以称之为“长时段叙事”的长篇小说，这是五四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中国现实和历史世界长时段叙事方式由此确立。余华的《兄弟》、莫言的《生死疲劳》、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和王安忆的《天香》，这四部小说各有各的特点，但是合起来可以称之为当代文学的四大名著。它们形式的完整、语言的力度、想象力、成熟度，以及把握现实的能力，都达到了整个中国白话新文学100年里的巅峰状态。
在电视剧和长篇小说之后，我们也应该看到大学学科建制的发展。1998年5月，出现了“985”大学。从那个时候国家投入资金，整个中国大学因之兴起。如今，北大清华一年的实际使用经费都达到几百亿元，跟美国一流大学的年度经费差不多了，尽管质量上还有很大的差距。大学扩张和学科专业化，知识思想界“退入”大学，变成专业化学科化的“专家学者”，这在某种意义是一种进步，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退化，因为离开全民思想生活的专业学术和学科，本身是没有活力和动力的，它产生不出真正的问题，也没有创新和开拓的雄心与能量。再加上相应制度的不健全，以及过度行政化、论资排辈、门户之见等问题，就给真正的学术和学者的发展，特别是青年学者的正常发展，带来很大困扰。近年来比较正面的变化，我觉得是在基础本科教育方面，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注重本科教育质量，开始出现经典阅读、小班讨论、反转课堂等有助于培养年轻人的品格、眼界和趣味的教育训练方式。这种思路虽然还没有普及，但方向很好。
2008年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李宁升空去点燃圣火。（视觉中国/图）
南方周末：你迄今研究涉及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文学，它们几乎都是对二十世纪尤其是世纪末二十余年的重审与重溯，你如何看待这一批作家最新的作品？
张旭东：总的来说，中国当代文学还是很有创造力的。特别是过去二十年里，长篇小说的创作可以说达到了新文学一百年来的最高峰。这些作品不但有对具体社会时代的观照，而且对后世有着巨大的启示和寓言意义。余华、王安忆和莫言最新的作品可能和眼下的中国现实有一定距离，反而是他们十年、二十年前的作品更有持久的穿透力，原因在于那些作品提供了更大的意义框架，触及了更大的问题，也创造了更持久的形象和故事寓意。回看当年的文学作品，会看到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感情波澜。今天和未来的读者带着“同情的理解”去读这些作品，可以看到集体经验、集体历史和集体记忆在文学风格和形象中的结晶。
大学和中学，应该通过确定经典阅读的范围、基本的讨论和意义解释的方法，培养一种人文教育趣味和眼界，保证基本技能和价值的传承。这种文化传承不应该交给市场让它自生自灭，而是应该在一个人为的、相对单纯的环境里，帮孩子培养起深度阅读的习惯和兴趣，培养起一种细腻的感受力和一定程度上的批判性思维——这些都需要教育来培养和训练。做这种培养和训练工作的人，本身又是这个教育体系的产物，这个循环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导致整个历史文化传承链的变形，甚至断裂。年轻人有当代经验、信息、资源和工作条件等方面的优势，而且可以站在过去一两代人的肩膀上想问题、做事情。因此，虽然各种压力的确很大，但绝对应该相信自己；其实任何时候都是可以走出来，都是可以做出成绩的。
“走出单一学科观”
南方周末：在《批判的文学史》的开始部分，你重新阐发了由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概念，它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张旭东：首先是针对五四问题。启蒙主义新文化的“文化”概念，在今天看是一个比较狭窄的概念。它强调个性解放，强调自由及精神独立，知识分子的诉求在当时当然是合理的、必要的，但作为一种固化的知识分子自我想象，它也有自恋和封闭的一面。五四启蒙和新文化运动最关键的历史作用不是把文化和政治分开，而恰好是把二者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五四作为一场爱国运动，带来了文化上的自由、想象和活力，必然使整个民族的自我意识觉醒；五四文化脱离了单纯的知识分子文化，变成一种从思想革命到文化革命，从文化革命到伦理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层层递进的关系。
我在文章里谈到，文化自觉、伦理自觉和政治自觉同时指向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以民族独立为目标的近代政治主权意识，历史上看同知识分子群体的诉求和创造性也是一致的。在理论意义上，如果不承认“思想自由”和“文化创造”内在的政治性和集体性，那么，以思想文化的守护人自居的知识分子就容易把自身身份的历史意义阉割掉，变成一种感伤主义的孤芳自赏的符号。也许，这样有助于某些个人在唯美主义“个性”和“自由”的飘飘然状态里体会某种文人的自我感觉，但这恰恰不是文化真正的含义。文化本身是一种力，带有存在本身的自己保存自己、自己成为自己的政治性。这实际上正是“五四”知识分子的精髓和力量所在。今天关于“五四”的所谓知识分子想象，同那个“原版”相比，往往显得苍白、懦弱，缺乏的正是那种“力”和“意志”。
其次是语言革命的重要性。任何在现实领域里保持行动能力的民族，都需要在语言上保持创造性，保持对种种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权威主义的警惕和反击能力。颠覆、创造、探索带来的冲突和活力，在文学和语言层面其实是五四白话革命的精神内涵。毛泽东在这种意义上是标准的五四精神的传人，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在《反对党八股》《反对本本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文章里反复强调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面意义，提出共产党人作为传统的继承人要继承新文化方向，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找到人民、现实、真理和客观性，语言的意义是向普通人传达观念，要坚持白话革命的原则。在所有活跃的、积极的、有生命力和创造性的经验领域，我们看到的都是语言层面的活力和创造性，因为在这里语言是言之有物、身心一体、言文一致的。
南方周末：你觉得总体性的概念在当代学术思想的发展上，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张旭东：它是非常抽象的方法论，存在于理论意义上。它提醒任何一个学科如果想做好任何一个问题的研究，都必须要把它放在尽量大的语境和尽量多的关系里，走出单一学科，按照它本身历史形成的规律和过程，把它再次打开。如果只从单向的、局部的、一次性的角度去看，当然读解不出内容。
在文学研究领域强调“总体性”，我想其中包含一层强调文学研究最终是“文学研究的科学”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语言文学”是在一个民族国家学科建制内，对“文学本身”做全方位的学术研究、形式分析、审美判断和价值批判。虽然建立某种“可比性”是很困难的事情，但直观地看，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积累和前沿水准，仍然落后于西方学者对西方文学传统和当代发展的研究。因此，在方法、理论、批评实践和跨学科意识等方面，能否打通民族语言文学传统之间的壁垒，就变得极为重要。哪怕建立一个是想象中的文学研究科学性和总体性平台，应该都能帮助我们在一个更高的水准和标准上从事自己的文学研究。我觉得这才是建立中国研究的“中国学派”的具体步骤。但这首先要求我们把文学作品、文学经验和文学现象作为这种科学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把精力过多地消耗在一些边缘的、外在的、来自学术教育体制或学者自身习惯的事情上。明确了这个“对象”和“本体”，文学研究才能专注于自身作为科学的认知、分析和理解，也才能够以此为出发点，进一步打开文学研究同社会研究、历史研究、思想观念研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样一个充分打开的问题领域里面，我们才能有更丰富的文学阅读、文学分析和文学阐释实践；从这种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和实践出发，我们才会有更新、更高、更强烈的理论需要和理论兴趣，才会在自主研究的路径上创造出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审美阐释的传统。
（李摩桉、迟牧对本文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后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