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虽是俗话却是至论，但人们在谈到《兰亭集序》、《祭侄文稿》和《寒食帖》时，总是津津乐道于它们“天下第一行书”、“天下第二行书”和“天下第三行书”的排名。
喜欢书法的人对这个排名无所不知，在提及相应作品时也习惯在前面加称所谓的排行，然而这种人云亦云现象的背后很少有人去思考或哪怕只是想一想，篆、隶、楷、草、行五种书体中为什么只有行书有这种排名，这种排名的意义又何在。
至于所谓三大行书为什么如此排名倒是有人从排名的来历提及过，其中不乏从所谓的书法艺术角度捎带议论的。但书法不是拳击无法KO，议论者就只好在见仁见智的点数上看谁胜出。我拿拳击来说书法，爱书法的人或许不高兴，也许是近些年我经常在自媒体上看到诸如“谁谁的书法吊打谁谁的书法”，或“谁谁的书法完爆谁谁的书法”，潜移默化中就偶有暴力表达的倾向。好在“天下三大行书”的地位都极高，不会做出谁吊打谁或谁完爆谁这类有损身份且有辱斯文的事。
对于三大行书为什么如此排名，我宁愿相信自己的浅见，因为浅见有时恰恰就意味着显而易见。
晋早于唐，唐先于宋。但鉴于江山代有才人出，如果仅仅按先来后到论资排辈并不能服人，毕竟古有“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旧说，今有“后浪把前浪拍死在沙滩上”的狠话。吊打，完爆，拍死，就问你怕不怕。
但拥有晋代履历的是王羲之想必就没有人不服了。《兰亭集序》真迹谁也没见过，最后见到《兰亭集序》的人后世一致认定是唐太宗李世民，他用将这幅墨宝带进坟墓的方式告诉人们这是他的最爱，死了也要吃的菜。
《兰亭集序》在不在唐太宗墓里只有眼见为实，没人眼见就不足为据。但因他主导后来流传于世的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摹本，足可以旁证唐太宗对《兰亭集序》的推崇。
且不论书法艺术的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单凭《兰亭集序》在大唐贞观年间的光荣待遇，说它是“天下第一行书”即毫不为过。
著名的《兰亭集序》局部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练习书法的人都知道取法乎上，“天下第一行书”无疑是值得取法乎的“上”，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没排到第一的就不够“上”，《祭侄文稿》、《寒食帖》以及那些没有排到前三的未尝就不是书法爱好者们心中的“上”。这并不难理解，试想，如果世人都只学习《兰亭集序》，那书法就谈不上艺术了。
至此，我们也可以回答为什么只有行书有排行榜的问题了。首先行书是最实用的书体，因其书写速度比楷书快又比草书容易辨识，自问世以来就是使用者最多的热门书体，因此只有行书排行才会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才能受到最广泛的关注。其次，《兰亭集序》因为唐太宗的推崇，以及它在唐贞观年间的荣光，至少让后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它是“天下第一”。有了“天下第一”，就会有人去评“天下第二”、“天下第三”。因为《兰亭集序》是行书，所以排行就只排行书。
以颜真卿卓著的书法成就以及在他在书法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祭侄文稿》在已有王羲之在前的情况下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但对于《祭侄文稿》，我是从不敢用“赏析”一词的，也从来不敢说“颜真卿《祭侄文稿》中的书法艺术”这样的话，甚至连“《祭侄文稿》是颜真卿的作品”都不敢说。
我不认为《祭侄文稿》是作品，我相信颜真卿本人也绝不会同意《祭侄文稿》是他作品的说法，更不会领情那些赏析他文稿中所谓书法艺术的人或文章。
在我看来《祭侄文稿》上的文字和涂改都是不忍卒读的。安史之乱的叛军攻陷了常山，颜真卿固守孤城、时任常山太守的从兄颜杲卿、侄子颜季明及家族三十多人被杀害，颜季明被杀后只找回一颗人头。“携尔首榇，及兹同还。”颜真卿带着装着侄子首级的棺木回来后，“抚念摧切，震悼心颜。”在这种悲愤交加伤心欲绝的状态下边写边涂改留下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祭侄文稿》，我实在是无法将其当作品看，更不要说去所谓赏析其中的书法艺术。
颜真卿《祭侄文稿》局部
王羲之和苏轼在写《兰亭集序》和《寒食帖》时会有书法方面的考虑，但颜真卿写下《祭侄文稿》时绝不会有，文稿上的多处涂改或许比“抚念摧切，震悼心颜”这样的文字更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所以对于《祭侄文稿》名列《兰亭集序》后、《寒食帖》前成为“天下第二行书”我个人认为是不伦不类的。
在王羲之和颜真卿面前，苏轼的《寒食帖》只能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了。
《寒食帖》为什么会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我认为与苏轼的综合实力不无关系。论文章，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论词，他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再加上他的书法又是宋四家之一，历史上再无第二个人可以跟苏轼比综合实力。如果不是在谈书法，王羲之跟苏轼可能都没得比。
关于书法，苏轼曾在一首诗中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苏轼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留下的大多墨迹都给人“本无法”“烦推求”的印象，我甚至差点就要说他千字一面了。但有意思的是，他的《寒食帖》则面目不同，可谓别具面目别开生面，一看就是有法的，而且还推求了。
宋人尚意，苏轼说的“我书意造本无法”中的“意造”二字对理解宋人尚意及《寒食帖》都非常关键。《寒食帖》给我留下的最直接也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意造”。
我认为颜真卿在写《祭侄文稿》时是心中无字，王羲之在写《兰亭集序》时则是心中有字，而苏轼在写《寒食帖》时不仅心中有字而且十分刻意。
颜真卿因心中无字而信手写出又随手涂改。王羲之因心中有字，文中的20个“之”字才各不相同。苏轼因为不仅有字而且十分刻意，所以我们看到《寒食帖》中无处不在的字的大小与收纵对比。
有人说苏轼在《寒食帖》中行笔恣意自然，仿佛天成。我不这么看。我认为与《寒食帖》相比，《兰亭集序》更自然，更接近天成，至于它看上去赏心悦目，那是因为王羲之的字写得太好。
比较《兰亭集序》和《寒食帖》非常有意思，你会发现《兰亭集序》从开篇的“永和九年”到末句“亦将有感于斯文”，有一种书写的惯性，这惯性被书写者控制得很好，所以整幅作品有一种一以贯之的气韵，显得十分自然。
可《寒食帖》看不出来书写的惯性，也就谈不上自然。尤其是在字的大小处理上，有些地方感觉书写者故意要搞得一惊一乍，而“年”、“中”、“苇”、“纸”四字的长尾巴，没有一根像自然的悬针。与《兰亭集序》相比，苏轼写《寒食帖》帖时更接近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创作”。
苏轼《寒食帖》局部
我不是说《寒食帖》不好，我只是想指出《寒食帖》是苏轼“我书意造”的形象写照。至于他为什么要把《寒食帖》写成这样，我认为诗中“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涂穷，死灰吹不起”的感慨给出了答案。“君门”、“坟墓”、“死灰”，有这三个意象在诗里在心中，《寒食帖》还就得写成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
至此，我想可以对三大行书提出非书法立场的新见解：从内容来看，《兰亭集序》写的是对人生的普遍经验与情感，《祭侄文稿》写的是家仇国恨与哀痛，而《寒食帖》写的则是个人的遭遇与苦闷。就形式而言，《兰亭集序》接近书写，《祭侄文稿》却是信手，而《寒食帖》更像创作。
如此，《兰亭集序》、《祭侄文稿》和《寒食帖》就在第一、第二、第三的排名外，又有了从内容到形式的三足鼎立象征，而这或许正是经典常读常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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