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剪辑 胡祉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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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中考、高考结束，又一批考生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武汉大学景园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韩晗，1985年出生于湖北黄石，在同龄人中罕见地几乎没读过小学，中学阶段自然也不会一帆风顺。但他后来居上，现在是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工业遗产”分支执行主编，并曾先后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庙岭分校及深圳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迄今为止已在国内外出版不同语种的学术专著、摄影游记以及长篇小说等各体裁作品20种，累计发表文章超过1000万字，业余喜欢书法、旅行、摄影与藏书。
中考和高考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中考高考之后的路还有多长？近日，韩晗接受了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专访。
韩晗在韩国成均馆大学
一年级患病毒性心肌炎，死里逃生，休学四五年，小学几乎没有念过
记者：很多人都知道，你几乎没有读过小学，中学自然也不会一帆风顺。你当年的小学、中学经历具体是什么样的？
韩晗：我上小学之前，父母很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延聘本地书法家张复卿先生来家里为我教授书法，这是我一生的财富。张老出身将门，是一位国学功底深厚，又毕业于武昌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数学系的知识分子，因此张先生教授书法，不同于时下书法培训班的模式化教学，而是教我许多书法史的知识。尤其是教我读碑论帖，为我打下了比较坚实的书学基础。张老今年已经九十多岁了，是湖北理工学院的退休教授，我每年回黄石，都会去探望他，老人家今年还专门送了我一对亲手篆刻的对联。
一些朋友知道，我因为小学一年级患病毒性心肌炎，死里逃生，休学四五年，小学几乎没有念过。二年级时，因机缘巧合，在文物学者郑海波先生那里半玩半读。郑先生是对我影响很大的另一位老师，他曾就读于武汉大学历史系，但后来因为出身问题，被迫转学到了湖北美术学院，因此习惯用美术史的眼光来看文物，尤其对古代纹饰、服饰有很多思考。在郑先生的引导下，我开始关注艺术史与考古的一些基础知识。当时我看到其他同学都在上学，心里非常羡慕，但又不能至，志向曾一度消沉，郑先生知道后批评我：“你现在也是在学习，你把手头上这些书读了，把文物商店里的文物摸清楚了。再立个志向：三十年后要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文化学者。人生那么长，你急什么？”我当时大病初愈，甚至都没有自信心自己能活到三十岁，但郑先生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记得当时我祖母坐在旁边，说她完全同意郑老师的判断。几天之后，我对来为我补课的同学舒畅说，三十年后我想成为一名像郑先生那样的人，于是第二天舒畅专门送了我一本邮册，扉页上的赠言是：“祝愿你今后能成为一名考古学家。”我非常感动，这本邮册一直珍藏至今。
高考那年我在校学生会任职，那年正逢“非典”疫情，我带队打扫全校教室，结果患上肺炎，按照当时疫情防控的要求，需要做许多检查，因此高考成绩也并不理想，我又有些消沉。是我父亲对我的一番长谈，让我幡然醒悟。他说，18岁是人生开始的年份，刘伯承元帅18岁时还在家务农，高尔基18岁时还在喀山流浪，你18岁已经上了大学，没有理由自卑。父亲让我定下一个目标，五年之后考上国内一流学科的研究生，争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二十年之后成为国内一流大学的教授。坦白而言，无论是五年目标，还是二十年目标，对于当时的我而言都高不可攀，因为当时我所在的大学与我生活的城市都各只有一位中国作协会员，而且都是德高望重的文坛耆宿。记得当时父亲与我的那次谈话是在武汉开往成都的T246次火车上，那趟列车要穿越很多个隧道。父亲说，人生就像这趟列车一样，要经过许多个不确定的黑洞，谁也无法预言前面的山洞是什么，但人生能选择的就是一往无前，抛锚在黑洞里是没有任何前途的。父亲没想到的是，只用了大学四年时间，我就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研究生，并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那时我就发现，很多时候事在人为，也许一些看似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没有那么难。
当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经验就是，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需要各方的努力，当中家长的鼓励与帮助密不可分。我的祖母、父母都是最了解我的人，我相信大多数家长也都是最了解自己孩子的人，因此要学会对孩子进行肯定、激励，要对孩子的人生负起责任来。
不少年轻人急于眼前，胸无大志，使自己的人生陷入毫无意义的内卷
记者：作为有特殊小学求学经历的武汉大学85后副教授，你有没有特别的话对今年的考生说？
韩晗：作为一名曾经的学生，今日的家长，以及一直以来的教师，这些年走南闯北，确实也见过不少起点微寒但却厚积薄发的学术新锐，也见过一些昔日的“优等生”一旦“泯然众人矣”之后的失落。因此，我想说的是，考试实际上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一次考试决定不了一个人的一生。特别是中考、高考，人的一生有几十年的奋斗历程，你要考虑好，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你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层次？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是有挫折的，有考试的失利、家庭的变故、个人身体的疾病等等，这些都是不可控因素。那我们不妨将目标定高一些，战线再稍微拉长一些，起码做到“学其上，仅得其中”。
我曾经在几所不同的国内重点院校执教过，所遇到的学生都是高考的胜出者。我发现有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今日不少年轻人着急于眼前，而缺乏长远的规划，这很容易造成胸无大志，使自己的人生不断陷入毫无意义的内卷。比如说，几年前，我曾与一个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聊天，她很纠结于周围的人际关系，或者在社团竞选什么职务，甚至为这类事情焦虑到吃安眠药才能入睡。我问她，十年之后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二十年之后呢？她答不上来，说自己没有考虑那么远。
我认为，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出现了问题，因为从小学到高中，老师都给学生定的是短期目标，比如说一次考试，最多是小升初、中高考等等，一个两三年能够奋斗达到的目标，绝对不是人生目标。归根结底，是我们目前的基础教育不断给学生在求学的过程中设置各种门槛，让原本是一个体系完整的基础教育体系，成为了路障重重的障碍跑，等到高考结束，其实许多同学已经产生了厌学心理，甚至还有一部分同学得了严重的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糖尿病与心理疾病，甚至不少人表示，对于学习自己已经毫无兴趣。作为老师，我对于这样的现象非常忧心。
我想说的是，中考、高考只是人生的起点，后面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一方面，同学们应当自己树立十年、二十年的远大理想，要有不畏浮云遮望眼的精神，另一方面，家庭应当积极承担起为孩子立大志的责任，家长需要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铺路石，而不是单纯的学习监工，与其“鸡娃”，不如让孩子去看更全面的世界，把握更精彩的人生。
在科研工作中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压力，因为能够在研究当中找到快乐
记者：我看到你大学本科毕业以后又有丰富的求学经历，具体有哪些？可否和大家分享？
韩晗：上大学只是我人生的开始。我前面讲到过，我上大学之后开始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十年前我的本科母校西南民族大学校庆时，我曾在《中国民族》杂志上写了一篇《梦云湖畔》以贺母校校庆，当中写了许多细节。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我自己读大学时，曾长期坐在全班第一排，我相信看到这篇文章的大学同学，多少会想起前排的那个我。为我们讲授古典文学的杨树帆教授，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讲课，他常常突然提问，而我也积极抢答，杨教授是《易经》研究专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学有精深研究，这是一个冷僻的领域，而我那时又对这个领域感兴趣，因此一堂古典文学课常常变成了我和杨教授的一问一答。后来我读一篇文章，讲到西南联大时，金岳霖先生常问一些冷僻的问题，而往往是作为学生的王浩先生“抢答”，一堂课也会变成他们师生的问答课。
我不及王浩教授这样的顶级学者之万一，我想说的是，我在两三所高水平大学执教过，也在全世界很多一流大学开设过讲座，发现很多同学们在课堂上并不积极。这些年来，始终都未遇到过与我“一问一答”的学生，其实我自己当时与杨教授的一问一答，也会被班上不少同学视作异类。我们文化讲究内敛自谦，积极主动或许会引来异样眼光，但我认为人生许多机会需要争取，消极躲避决不是正确的人生态度，如果连课堂上都“躺平”，那如何更好地展现自我、检验自我呢？
记者：你现在的具体研究对象是什么？在科研工作中您有没有遇到一些压力，如何减压？
韩晗：我现在主要研究文化产业与工业遗产，后者也包括我们常说的工业考古学。我认为这是历史文化研究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抓手，知识分子首先要有服务社会的“践履”精神，再谈“为往圣继绝学”这样的梦想。其实我在科研工作中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压力，因为我能够在研究当中找到快乐，我是一个单纯的研究者，努力将调研与旅行、治学与交友、读书与休闲结合到了一起。我的妻子也是一位大学教师，这些年我们去了几十个国家与几百处国内文物古迹地，记得在美国工作时，我们曾利用假期自驾美国十六个州，穿越了美国经济最凋敝的“锈带”，拍了几千张照片，还买了两箱旧书与老唱片，当中许多成为了我的研究材料，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有许多可以交流的话题，可以这么说，学术已经成为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极目新闻记者 刘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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